那是大约东晋元熙二年,公元412年5月的一天,印度洋北部海域掀起一场飓风骤雨,并很快让一条满载客商、货物的帆船处于风雨飘摇之中。200多名船客之中,有一位年过七旬的中国僧人。颠簸的船仓里,他紧紧地守护着身后的木箱子,其中盛放着一卷卷佛经。他十分担心这些经卷的安全,双手合十虔诚地祈祷:愿保佑大海归流,让我能平安回到中土故里!
这位僧人法号法显。东汉之后,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动荡时代。此时,佛教进入了本土化发展阶段,中原广大地区开始出现佛学修为颇高的僧人。不过,多数僧人,包括当时的众多名僧一生都没有离开中土。
那个动荡的暗夜里,法显成为一位不畏险途的先驱。他带着笃定的信仰,从长安出发,历经河西走廊的漫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干热、帕米尔高原的高寒、印度河的汹涌,毅然徒步走向佛国天竺……
听起来更像唐僧取经之路?没错,只不过主角是晋僧——不,在那个乱世,他的“国籍”甚至无法准确描述。出生时,他是“后赵人”,随后他家乡先后被前燕、前秦、西燕、后燕、北魏统治。他深造的长安,先后是前秦、后秦的都城,西行路上先后跨后秦、西秦、南凉、后凉、北凉、西凉等国。
他归国后先是生活在东晋,后经历了刘裕上台,变成了刘宋治下的居民。
瘟疫中的少年沙弥
大约公元337年(注:法显生平,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看法,故本文在时间段前加上了“约”或“大约”)的山西地区,中国北方处在十六国时期,统治那里的是后赵国。在平阳郡武阳县,今长治市襄垣县境内,当地一户龚姓农夫家里诞下一个男孩,这是家中出生的第四个孩子,他的三个哥哥都不幸因病夭折。父母非常担心这个孩子的未来,于是在其三岁时到庙里剃度做了沙弥。
他的父母一定没想到,这一年,这个三岁的孩子的佛缘刚刚开始。
十六国时期,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已经传入中国有3个世纪。乱世之中的人们,亟需精神慰藉,佛教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传播高峰。
法显的故乡山西,那时就有很多寺院。少年法显成为沙弥后,得了重病,进入寺庙后神奇地好转,并最终痊愈。父母认为,是佛菩萨将孩子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于是就让他继续呆在寺庙。十多岁的时候,法显先后失去双亲。
细细探究,我们会发现:法显的故乡在那个乱世,应该经历了长久的瘟疫。战乱不仅耗费人力、物力,还会对自然生态造成巨大破坏。战火与瘟疫,常常相伴相生。
公元4世纪的中国北方,社会动荡不安,百姓命途多舛。山西在当时是全国战祸最频繁的区域,遍野的尸体无人掩埋,很容易滋生细菌,其他动物接触之后会作为媒介传播疾病。法显的三个哥哥夭折,很可能死于交叉感染。作为成年人的父母,免疫力远胜婴儿,但不幸的是,数年之后也染病离开人世。
法显三岁进入环境幽僻、的寺庙,山中的水源在上游,几乎没有污染。这个幸运的孩子,在远离尘世的寺庙成长,相当于是在染上瘟疫之前进行了及时的隔离。躲过瘟疫后的法显,逐渐健康成长起来。
正是这次不经意的隔离,为佛教领域贡献了一位大德高僧,也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位伟大的旅行家、探险家。
大器晚成的长安高僧
法显17岁的时候,也就是公元354年,后赵王朝覆灭,他的家乡变成了前秦的地盘。已经在泉下很久的双亲可能也想不到,因为病灾进入佛门的儿子,在家乡寺庙里竟然呆了近五十年。
这半个世纪里,他的家乡先后经历了后赵、前燕、前秦、西燕、后燕、北魏的统治。
50岁那年,法显才第一次走出家乡,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旅行——从此,他再也没有返回出生地。他沿着汾河谷地乘船进入黄河,转而沿渭河上溯,来到了当时的佛教圣地长安。在这里,他居留十余年,遍访大德高僧。
在长安的岁月,法显从一个虔诚的比丘进阶为博学的高僧。此时,他已经年过六旬。显然,他这是一位大器晚成者。南朝齐、梁时期僧佑所著的佛教著作《出三藏记集》(又称《僧佑录》)评价他「志行明敏,仪轨整肃」意思是,志向坚定、智慧聪颖、严守仪礼。
随着佛法的精进,法显与很多同仁都佛教发展中的瓶颈:汉传佛教已经开枝散叶,信徒初具规模,但指导他们的佛经戒律,却未成系统,汉译经卷常常因为翻译错误而曲解原意。信徒人数越增多,这种混乱状况就越突出。
这一问题困扰着包括法显在内的高僧们。如何寻找完整、准确的佛法戒律?他萌发一个梦想:到佛教的诞生地去寻找。
徒步旅行的六旬老人
年届65岁的法显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进入西域,然后跨越茫茫雪山,进入佛教发源地天竺,到那里寻找解答困惑的答案。
130多年前,三国时期,一位叫朱士行的僧侣也有这样的梦想。因为种种因素,朱士行到达今新疆和田时,没能继续前行。
出发时法显丝毫没有犹豫,跟随他一起出发的还有另外十位僧人。这一走,直到圆寂那天,长达23年间,他再也没有回到长安。
长安当时是后秦都城。昔日同为汉朝疆域的广大北方地区,已经分裂为数个政权。西出关中盆地进入甘肃后,法显先后经过后秦、西秦、南凉、后凉、北凉、西凉。这些分裂政权从上到下都笃信佛教,所以法显所到之处,都能得到当地僧俗的热情接待。
最大的挑战,是一路上经历的各种恶劣环境。
比如,在西凉国,西出玉门关之后,它们就要穿越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法显在《佛国记》中将这一带称为沙河,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
法显走到这里的时候看到了一幅死寂的景象:飞鸟走兽全无,只能以过去遇难者的枯骨为指路的风向标。
跋涉十七个昼夜之后,法显团队穿越了这片死亡之海,终于来到了一片绿洲,在当时称为鄯善,位于今新疆罗布泊一带。它的另一个名字更为我们熟悉,叫楼兰。这个古国于公元前77年臣服于西汉,并改名鄯善,最后被北魏所灭。
在鄯善国停留一月有余后,法显继续前行,一路经历焉耆、于阗等西域邦国。
经过数个小城邦之后,他们来到了今天我国西部边陲的塔什库尔干县境内,当时称为竭叉。这里是帕米尔高原中的一个宽阔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塔什库尔干河从南向北而流。
高原的另一侧,就是梦中的天竺。
穿越中巴走廊先驱
古代,从西域去天竺,也就是从今天新疆去南亚,跨越帕米尔高原是最近的途径。这里,今天依然是重要的交通要道——中巴公路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和巴基斯坦正在联手建设中巴经济走廊。
按照历史记载,法显一行应该是首次穿越中巴走廊的中国人。这条走廊,是一条跨越各种极限地理环境的天路。从中国新疆到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一路先后跨越塔里木盆地、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印度河平原,几乎先后跨越了亚洲腹地最干热、极高寒、特湿热的区域。
为了建设中巴国际公路,中国有数十名筑路战士牺牲并长眠在巴基斯坦。这段不到1000公里的路段,平均每1.5公里就牺牲1人。法显的时代,这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路,穿越难度可想而知。
中巴公路北段的帕米尔高原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即使选择河谷地带行走,海拔高度也有5000多米。在山谷中徒步行走,难度并不亚于攀登雪山。因为,泥石流、洪水、雪崩会不期而遇地袭来。
我们难以想象:在1600多年前的乱世,法显和同伴们是如何完成这一极限挑战的。这几位僧人,用了一个月时间,才得以翻越帕米尔高原。从高原下来,是克什米尔地区山谷。对照古籍地图记载,法显深知:这一带已经十分接近佛教发源地——天竺。
填补了张骞甘英的空白
所谓天竺,并非一个国家,而是古代史书对今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一带的泛称,有时写作身毒。身毒、身笃、贤豆、天竺、印度,其实是同一词语的不同音译。
东晋十六国时期,天竺所指范围相当于今阿富汗东南部、巴基斯坦、尼泊尔,以及印度北部。法显到达天竺后的第一站是位于天竺北部的陀历,即今巴控克什米尔的达里尔地区。
公元前6世纪中期,天竺地区的迦毗罗卫国王子,也就是佛陀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佛陀创立佛教后,足迹遍布天竺各地。法显到达这里的时候,佛教已经创立1000多年。
克什米尔地区,是帕米尔高原和印度河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从克什米尔向南继续行走,另一番景象进入法显的视野,那就是开阔平坦的印度河平原。印度河上游发源于我国的青藏高原西部,中下游流贯巴基斯坦全境。
根据法显在《佛国记》中的记述,印度河当时被称为新头河。所谓新头,应该也是印度或天竺之意,是法显听到当地人所说之后进行的转译。无论天竺或印度,其命名就来自这条河流的梵语发音。
那时候的水流远比今日迅猛。法显在《佛国记》中回忆说:于此顺岭西南行十五曰。其道艰阻,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蹑悬縆过河,河两岸相去减八十步。
意思是,一路都是艰难险阻,河两岸悬崖陡峭,走近它让人头晕目眩,行进时手脚无措。古人在那里造势开路,建造了悬梯,我们蹑手蹑脚地攀着绳索,艰难地渡过宽八十步的河面。法显几乎就是沿着印度河进入天竺腹地的。
在印度河畔经历生死穿越时,他深有感触地说道:查阅历代交通史料,就是开辟丝路的张骞、去过波斯的甘英这样的探险家,也未曾到过天竺。回溯中国对外交流史,张骞、甘英都是做出过巨大开拓性贡献的人。不过,他们的行走方向是通往西亚方向,而法显则是有记载最早到达南亚的中国人。
按照《佛国记》的说法,从「沙河」也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开始到天竺,13年的漫长旅行中,法显游历了30多国。跟重视修撰历史的中国不同,古印度几乎没有成体系的文献记载。法显的相关记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空白的古印度历史。印度学者恩·克·辛哈等人这样称赞:中国的旅行家,如法显和玄奘,给我们留下有关古印度的宝贵记载。
海上生死漂流
大约于公元404年,法显到达佛陀的故里毗罗卫城。不过此时,当地已经十分荒凉。法显实地走访了这个连当地人都很少光顾的遗址,他实地探查城内外每一处有关佛陀遗迹,并将其记载到《佛国记》中。他关于蓝毗尼园在城东五十里(约21公里)的记述,与现今情况高度吻合。
据法显口述而成的《佛国记》共九千五百余字,不仅是一部求法旅行笔记,更是一篇价值极高的历史著作。今天中文将印度东北部的河流称为恒河,也是始于法显记载。
从印度河到恒河,从北天竺到中天竺,法显孜孜不倦地瞻仰石窟佛寺、遍访大德高僧、研习经典戒律,每每遇到中原缺少的经律,在当地学习了天竺语的他都要仔细抄写,加以翻译。
至公元409年,法显认为自己完成了求法的任务,久久以来困扰中原僧众的律藏残缺问题已经找到答案。
回望法显的过去十年,他穿沙漠、翻雪山、越峡谷,九死一生。一行人或中途居留,或付出性命,最后不改归国决心的,只剩下自己一人。而他年龄已经七十有六。更加衰老的身体,恐怕难以第二次翻越雪山与山谷交织的帕米尔高原。另外,需要同时回国的还有大批佛经。
他选择了另一次重大冒险的决定——等到季风到来,乘坐商船回国。
法显听说有从师子国出发的商船通往中国沿海,便带上经书寄存到客商那里,准备随其同行。师子,即狮子。师子国,说的就是岛国斯里兰卡。从印度东北部渡船来到这个岛国,法显见到了许多中国没有的佛经,于是又在岛上居留两年,他也成为记载中第一个到达斯里兰卡的中国人。
公元411年,一艘承载200多人的海船行驶在印度洋之上,客舱里端坐的法显已经78岁高龄。走了两日,大船就被暴风袭击,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所说的那一幕惨剧。颠簸中的船只最终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带靠岸,法显在那里转乘另一艘海船,再次遇到风暴。上天再次眷顾了船上的人,船只随风逐流,来到了青州长广郡的牢山,也就是今山东青岛崂山。
至此,法显终于回到故土。不过,他出国时,天下还是东晋十六国,此时已即将进入南北朝。
1600年前的一带一路
玄奘之前,张骞、甘英、法显堪称中国西行探险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实地开拓和行走,刷新了人们的地理视野。东汉的甘英使团最远到达波斯湾北岸,而法显则最远抵达斯里兰卡,二者在行程上不相上下。
如果考虑众多因素,我们就会发现:法显的旅行难度更大!
张骞、甘英等人拥有马匹、骆驼,除了其本人,还有后勤人员随行,而法显一行一路主要靠徒步,路上餐饮主要靠化缘解决;
张、甘负有国家使命,背后有王朝的赞助支持为后盾,法显西行求法为个人行为,难度更大;
张骞、甘英西行时为青壮年,而法显已年届六旬,能够安全归来,更属不易,回顾自己经历,他本人也曾说不觉心动汗流;
前两者主要在陆地上行走,甘英计划渡海并没成行,而法显陆上出国,海路归来,行程更为曲折,经历更为传奇。
在增补之后流传至今的《佛国记》一书中,法显的弟子这样评价他的事迹:于是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此言丝毫不虚。
公元420年,这位高僧在荆州江陵辛寺,也就是今湖北荆州市的一座寺庙里圆寂,享年86岁,距今1600年整。当年的荆州的交通地位,就如今日的武汉。法显圆寂地所在的湖北,1600年后,也遭遇了一场瘟疫劫难。
1600年多前,少年法显在瘟疫中与佛法结缘,老年法显完成一带一路之旅。1600年后,法师于湖北荆州的在天之灵,则见证了当下中国在疫情中创造的奇迹。
同样是取经人:出发时,法显的年龄比玄奘大了39岁;完成求法时,他比玄奘取经归来早了230多年。同样是取经人:法显去时横穿大陆,回来渡过大洋,比玄奘更加凶险。然而,前者的知名度远不如后者。
法显,一个被乱世拉低存在感的大旅行家、探险家。他生活的一生,贯穿了汉代之后、唐代之前最乱的时代。有多乱?
法显在老家时期,他先后是后赵、前燕、前秦、西燕、后燕的公民;长安学习期间,这里先后被前秦、后秦统治;西行途中,他先后经过后秦、西秦、南凉、后凉、北凉、西凉等政权的地盘;回到中土后的晚年时期,北方是北魏、南方是东晋,法显先后在青州、建康、荆州居留,历经东晋、刘宋两个南方王朝。
那么,他到底是哪国人?从他的记载看,当时的人们是将十六国、南北朝视为一个中国的。秦汉以来,和而不同的大中华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毫无疑问,法显法师跟张骞、班超、甘英、玄奘、张支信、鉴真等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探索者。(转载请注明见道网 www.seetao.com )见道网传承栏目编辑/赵永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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