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支柱，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和互利共赢的核心价值观，书写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壮丽篇章，并成为推动中国与世界共同进步的强大动力。这一文明互鉴的历程是永恒的，它穿越历史长河，启迪当下，并引领未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中所言：“只有追溯历史的源头，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当今的世界；只有基于文化的根基，我们才能准确解读当今的中国；只有通过文明的互鉴，我们才能共同推动进步。”

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的和平之路

衣食住行，农桑为先。在化学纤维发明之前，棉、毛、丝、麻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的四大天然纤维。特别是丝，是华夏先民最具创造伟力的人工造物。从观察自然界“作茧自缚”的蚕的习性开始，到将野蚕家化进而栽桑养蚕、剥茧抽丝，我们祖先创造了与农业并举的蚕桑业。1926年，我国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出半颗“蚕茧”，从此黄帝、嫘祖夫妻制衣裳而兴教化的传说有了清晰的史影。中华的“华”字，有一层意思是指穿着绫罗绸缎丝制“华服”之人，由此纪元前的西方人美称中国人为“丝人”、中国为“丝国”。

丝绸，同时塑造了中华文明生产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的文化属性。关于衣饰与文化一体，唐代孔颖达给出了很好的释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机不只是指织机，而且指机智以及智慧。”将区别于西方码头起重机（crane）的中国纺织机（loom）及其文化隐喻，作为中国生产文明与西方商业文明本质上的差异。中国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提出中华文明具有普世的“天下格局”，没有“帝国主义”的含义，以天下万民为关怀，不以国界为限，是和平开放的。1877年，德国人李希霍芬第一次命名“丝绸之路”。除了注意到丝绸在中西贸易中的特殊地位，李希霍芬还看到了丝绸所蕴含的生产性与人文性意蕴。他在《中国》一书中指出：“这里曾多次生发出高级的文化，艺术与科学十分繁荣。”

丝绸之路是一条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参与的全方位的开放之路，是一条沿线各民族民心相通、互鉴互惠的平等包容之路。一方面，中国以天下为公的“大同”情怀向世界奉献了中华的和平“大道”；另一方面，中国以海纳百川的“和合”胸襟，向世界学习，推动文明共同进步。

大同：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

通过中外互通的丝绸之路，中国的生产性文明带给世界空前的繁荣。丝绸、茶叶和瓷器成为欧洲皇室竞相追逐的奢侈品。东方的富庶，通过马可•波罗的丝路游记唤起西方人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也间接成就了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特别是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等技术的西传，更是直接叩开了人类近代文明的大门。对此，弗朗西斯•培根说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马克思则指出三大发明预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

丝绸之路，既是中国生产性文明的对外物质交流之路，更是一条中国与世界文明互鉴的文化之路。通过这条人文大道，沉淀在农桑业的生产性文明的天人合一、敬畏自然的生态自然观以及由此升华的四海一家的和平主义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孟子“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荀子“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的可持续发展观，到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世界意义；有机农业是中国对世界的又一大贡献，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生动实践，将天地人“三才”和合而一，是中国人从土地里种出来的哲学。针对西方利用科技的力量蔑视自然的恣意妄为，恩格斯痛心地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作为早熟的中华农耕文明文化代表的儒家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特别是“天下大同”的政治理念让世界为之感动。1922年，“世纪智者”英国人罗素在其《中国问题》一书中语重心长地说：“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然而，欧洲人的人生观却推崇竞争、开发、永无平静、永不知足以及破坏。导向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带来毁灭，而我们的文明正在走向这一结局。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由此，罗素对中国的世界义务寄予厚望：“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和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探索出一条和平崛起的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的成功给全世界带来新希望。

和合：中华文明的内生动力

丝绸之路是中国对世界的不朽贡献，但这不是单向地对外输出，中国也以包容开放的平等姿态与世界交流，通过文明互鉴，促进了中国的经贸繁荣，完善了中华文明的形态。

除丝绸、茶叶和瓷器外，中国还对外供应金银、宝石、纸张、饰品和香料等货物，同时输入棉花、织物、玻璃、琥珀、红酒、地毯、宝马和许多带“胡”字的物产，也引进棉织、挂毯、葡萄、玻璃、造桥、金属加工以及医学、历算、音乐等科技和艺术。这些物产、科技和艺术引进的背后，是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互鉴。仅有唐一代，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中亚游牧文化甚至欧洲文化等相继传入，万方乐奏，融合创新。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合共生，是中华文明平等包容的品格。张骞出使西域200年后，佛教就经丝绸之路和平地传入中国，在龟兹、敦煌、天水、大同、洛阳等地留下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佛教石窟造像和壁画。佛教与中国本土的儒教和道教互鉴融合，形成儒释道三教并立的中华文化格局。佛教还对朱熹理学等中国文化体系产生实质性影响。

天文历法，以其“定年号，颁正朔”的政治功能，被历代视为“国之大者”。印度的《九执历》深刻影响了唐代的《大衍历》；元明两代，来自伊斯兰的《回回历》与中国的《授时历》和平共处、相互参鉴；明末徐光启据西洋历法编《崇祯历书》。一部中国历法变革史，见证几多丝路文明互鉴史。

中华文明的平等包容特性也体现在对外来文明的积极吸收上。法显和玄奘并未等待佛法的传入，而是选择长途跋涉前往西方寻求真经。法显，在65岁的高龄离开长安，他不仅打通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而且深入了解了这些路线。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则详细描绘了大唐盛世的繁荣以及其与各国和谐共处的影响力。法显和玄奘的丝路之旅不仅对佛教的净化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其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和本土化，而且在中印文化之间架起了桥梁，甚至为印度历史的研究填补了空白。正如一位印度历史学家所言：“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贡献，印度历史的重建将无法实现。”（此文出自见道官网www.seetao.com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否则必究，转载请注明见道网+原文链接）见道网战略栏目编辑/赵娥